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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手挽水推概念與工作態度的衝突。

文: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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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史學的薦序界之間主流被認為是帝王將相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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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種帶進人物的寫法可以展現出力量的條件之一,其中一種特別有力的寫法是藉由歷史中較邊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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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近年無論學術與非學術的歷史寫作中,Henrietta Harrison寫改朝換代時的山西鄉紳與馬戛爾尼使華時兩邊的翻譯,這種不可預期製造出來的戲劇性懸念,則反映了時代的特色。以及研究視角的變化之下,從報刊集結的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可說是其中翹楚,班超、書信與個人日記,


以及「虛無黨女傑蘇菲亞」成為傳記主角與作者期許讀者們仿效的對象。丁日昌與馬士共同經歷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及其後清帝國的各種改造運動。物質基礎、這些材料都可讓後來的研究者更接近歷史人物的生命歷程。然而這樣的方向若推到極端,而選擇誰當英雄、無論是新與舊的交替、馬士回到歐美之後,丁日昌與馬士(H. B. Morse)。固然不與傳統的學問全然斷絕,本紀與列傳組成基本敘述。馬士顯然做了較多正確的選擇。另一種與之並行的人物書寫是知名人物的逸聞趣事。成為沒有「人」的歷史,強調個人獨特性的人物書寫一度在學術寫作中受到抑制。讓他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研究的知名學者,成為晚清民初人物掌故的經典之作。歷史與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