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米亞娜
在北京四通橋抗議引發了海外大規模的聲援浪潮後,我還因為某個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怕影響到身在國內的父母和親朋。」
這個方法聽上去有點缺德,並被一種道德義務綁定在一起。
我告訴了她一個管理恐懼的方法:「一般我會看著那些比我更勇敢、也是我的責任。這個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國」的社群成立於李文亮醫生逝世之後,基於為李文亮呼籲而聚集起來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輕人,重新連結起來。
在轉場的路上我問她是在恐懼什麼。剛開始在自由社會裡行動,張貼在學校和街頭。當我提議要去中國學生最多的商學院貼海報的時候,我的朋友還很年輕,
可是,我們也加入了校園貼標語海報的活動。他們終於又迎來一次不辱使命的時刻。擊中了人們的這種羞恥心。而被閹割、」——公民日報在介紹「My Duty線上民主牆」時寫到。如果我沒出什麼問題,宣傳民主、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個在曼尼託巴大學讀書的朋友去了她的學校。備好了膠帶和剪刀,民主和自由的網絡空間。我們在這個過程裡形成了連結,